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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国家创业协会中国区首席代表Fabian von Heimburg提出，从数字经济总体规模来看，美国和中国要超过欧洲，但更多欧洲、尤其是德国的独角兽企业的后期融资额在提升，并且，德国在硬科技、B2B等领域实力雄厚。而中国有大量的市场需求和创新应用场景，德国企业对进入中国市场的愿望相当强烈。中国的资本、市场规模，在数量上已经很强，但在部分领域——比如硬科技、产业互联网B2B等，与德国的发展水平还有差距。这也意味着，中德之间有着许多合作机会，如共建中德基金，为培育特定数字经济产业创造更多机遇。

在经济下行中货币政策宽松是必然第一财经：李总理曾提到，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，用好全面降准和定向降准。有人认为2019年货币政策会有所宽松，您如何看待接下来货币政策的定位？李迅雷：虽然央行在每一次降准之后都要强调一下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不变，但是我们要分析其实际效果，在经济下行的过程当中，货币政策的宽松是必然的，但是央行之所以强调稳健中性就是要防范过去“一管就死、一松就乱”的矫枉过正方式。在社会信用偏紧、债务问题突出、民企经营压力加大的背景下，我相信货币政策肯定是趋向于偏宽松的。但这不会走过去粗放调控的老路，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方面，政策层面一定会有举措，会下一定的力度，因为毕竟过去追求高增长的模式很难延续下去。

“就像做冰淇淋一样，要做出不同的口味。” Florence如此形容谷歌支付在欧洲遇到的新情况。韩国三星公司全球商业服务运营副主席Victor Kim表示，三星非常注重产品多样化，因此不仅仅有手机，还有电视、冰箱等电器，在全球市场份额很高，因此也产生了开拓为商户服务的支付业务板块。

东方高圣执行董事瞿镕则对驰援持谨慎态度，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，地方政府驰援上市公司仅仅是一个应急方案，应该尽量减少驰援次数与数量，如果此类驰援太多，市场会对国家救济形成依赖，认为只要市场不好，政府就会来帮忙。冒进扩张的时候，很多企业可能就不会考虑后果。“这几年，很多上市公司过度股权质押，有的质押比例高达99%，这是企业和地方政府本身需要反思的。”

也就是从那个黎明时期起，上海得到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刘少奇、邓小平和陈云等老一辈开国元勋的指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援，上海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不断渡过重重险关。此时的中国如果是个家，那么上海就是共和国的长子。长子，意味着积极承担更多的责任。在稳定市场、贡献国家财政的同时，上海也长期引领着社会时尚。如1958年，第一批按照标准化工艺生产的上海牌手表投产，结束了中国只能修表不能造表的历史。一时间，国人都以能够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为骄傲，该品牌手表甚至创下累计销量超过1.2亿只、上缴利税52亿元的惊人纪录。上海牌手表为何如此火爆？市档案局一份1960年上海手表厂生产情况的汇报给出了答案：上海牌手表大胆技术革新，走时精准是它最大的优势。

下一步OPPO全力进军的西欧和发达亚洲市场，也是价值最高的区域市场：根据调研机构GFK的分类和统计，发达亚洲市场的智能手机平均销售单价（ASP）高达637.7美元，位居全球各大区域市场首位；西欧市场的ASP同样高达446.7美元，排在第二位。